香港大学在1911年成立之后，经过一百多年发展，成为全世界认可的一所知名大学，在全球的排名一直位于前列，这当然与其本身的科研和教学有相当大的关联。任何一所大学要站稳在全球的地位都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科研和教学。现在香港大学的发展，跟纽约大学、伦敦大学这些全球知名大学一样，它还有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支柱，那就是终身学习。
香港大学SPACE学院，早在1956年就成立了。60年走过的日子，比香港其他大学的历史都要长。60年间，香港大学SPACE学院在香港培养了250多万人才。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可能跟大家曾经想象中的内地的继续教育学院有所不同。香港大学的很多科目，是在香港大学SPACE学院诞生的。在香港大学开设MBA等管理课程之前，我们就有一个课程叫做Diploma in Management，开创了香港本土历史上管理教育之先河。那时，香港大学SPACE还叫做校外课程部，直至90年代才更名为HKU SPACE。
法学院也是诞生于SPACE学院的一所学院，是SPACE开始了香港最初的法律教育，最终演变成为今天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香港大学的中医学院也是诞生在我们这里。所以香港大学的很多课程，都是因为在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SPACE）完成并且成熟之后，逐渐演变成一个院系。SPACE学院是香港大学很多课程的开发者、探索者。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必须比其他学院要更早一点认识到市场的需求，把课程研发设计出来。
所以，香港大学SPACE学院与业界的关系、与社会的关联，就必须非常紧密，这也是香港大学SPACE学院在60多年里能够不断发展的原因。香港大学SPACE学院，也是亚洲第一所由校外课程开始，演变为专业的终身学习的高等教育机构。今天，香港大学SPACE学院与30多个世界知名大学都有着紧密合作，为我们这样悠久的历史添上了绚丽的一笔。
当然在香港大学最年轻的一所学术单位，可能就是我们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港大ICB）。这个学院刚刚走完了6年的历史，时间非常短。从北京开始到上海、深圳、成都，我们已有4个教学中心，此外我们还有联合创办的广州教学中心。短短的6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了8000多位校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如此好的发展，我们要感谢所有校友对我们的信任。同时我们在创办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的时候，有清楚的使命，那就是：在中国内地30多年的蓬勃发展之后，我们如何能够帮助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
中国前35年的目标，毫无疑义，就是摆脱贫困，变成世界工厂。未来35年，中国必须变成一个世界创新中心。世界创新中心离不开人才，离不开各位。如果没有人才，我们就不可能在创新上有所突破。这就是我们的理念和使命：我们希望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可以贡献一份力量。我们还有一个愿景，就是打造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作为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不仅仅是没有校墙；在我们学习的方法、方式和沟通当中，更可以打破我们大家心里的界限和隔阂；使我们能够同心同德、一起努力，创立一所不仅在专业深度上超越其他商业学院，而且学院上下大家可以同心、同理、同行。这就是我们讲的所谓人本教育。如果你问我是什么原因使得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在过去的6年中有小小的成就我想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包括老师、同学在内所拥有的热情。我们的热情就在于我们想要做出改变，改变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Mobility
从教育来讲，我们不仅要教“术”还要教“道”。教育有什么样的使命？我觉得第一个叫做mobility。何为mobility？就是教育能够提供给大家向上移动的能力。给弱势群体或者底层群体最后一个向上的台阶。如果这个台阶被剥夺了，他们的机会就被抹杀了——这个社会的进步就凝滞了，底层的百姓也就没有希望了。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政府采取了一些政策，增加农村孩子在达到分数线后进入211高校的机会，使很多弱势群体也能够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这些人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和来自北京、上海的同学竞争。教育的平等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大部分国家，收入越不平等、人群向上的流动性就会越少，最终扼杀社会创新。拉美一些国家如巴西等就是典型。而中国也并不能骄傲，因为我们的收入是悬殊的。而在收入相对平等的、社会流动较大的国家，包括丹麦、挪威以及芬兰等，人群向上的流动非常大。人群流动性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为什么硅谷能够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这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
大家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人在美国读书吗？在2014到2015学年，中国在美国高校读书的人已经达到了30万。他们为美国贡献了100亿美元的收入，占美国外国留学生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2014至2015年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收入是300亿美元，而中国留学生占三分之一。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需要反思。中国的教育到目前为止到底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教育要使一个人有独立思维的能力。如果没有独立思维能力，就不可能获得创新的能力，也不可能有向上行走的能力。
去年我到过以色列，它是全世界最出名的创业国度。以色列每年出口当中，Hi-technology以及生命科学相关的行业占50%。以色列的创新成就也是因为大量的外来移民。不要以为以色列只是一个犹太国家，冷战后很多东欧的前苏联移民来到以色列，他们帮助奠定了今天以色列创业创新的基础。
香港曾经也是非常好的地方。它曾经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人才，使这个城市充满活力。然而今天的香港开始排外了，于是它进入了死水一般的状态。上海也是一样。上海曾经是中国最好、最美、最强的城市，因为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城市，吸纳了全世界的移民。它接纳了像哈同这样的犹太人，也接纳了苏北贫穷的百姓，这样上海才会有那么好的发展。曾经一度，上海关上了大门，变得黯然失色。今天的上海又恢复了繁华，再现昔日的美好景象。因为现在的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城市，你可以在那里见到来自各国的人士，也会见到许多新上海人。这使得上海重新成为了一个有蓬勃生命力的城市。
在学术界，教育能否提供向上的mobility一直以来存在争议。来自剑桥大学的一份最新研究调查取样3万个50、60、70、80四个年代的人，得出了一个结论，五、六十年代的英国人通过教育而向上的流动性是非常强的，但是到了七、八十年代，即使生活和教育水平超过以前，mobility也呈减弱的趋势。也就是说，五、六十年代曾经是英国mobility最辉煌的时期。其实过去的35年，也是中国人mobility向上发展非常快的一个时期。这是由于七十年代后期的教育体制改革，高考的恢复，使得很多人获得教育机会。许多年轻一代的父辈，稍微年长一些的这代人就因此赶上了机会。
然而中国的今天和美国一样，面临贫富悬殊的问题。美国政商名流的子女可以比别人更有优势进入最顶级的学校。美国的大学还有这样的政策，如果你的父母曾经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你将会被优先录取。例如小布什可以去耶鲁大学学习并不是因为他成绩好，而是因为他父亲毕业于耶鲁大学。小布什曾开玩笑说，成绩是C的学生可以做总统，而成绩是A的学生只可以做副总统。
贫富悬殊，这是一个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今天香港GDP的35%控制在十大富豪手中，这样的贫富悬殊造成今天香港的社会困局。香港的弱势群体暂时还有得到教育的机会，因为香港的中小学教育都是免费的。加上香港的公屋制度，使得香港的社会矛盾还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如果连这些福利都没有了，香港的矛盾就更难以控制了。
Morality
即便有不同的研究表明，今天我们通过教育向上移动的机会比以前少了，我们仍然相信机会存在。在今后35年，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如果你们可以获得跟别人不一样的专业知识的话，你们向上的机会就一定会比别人多，因为中国需要这样的人才。但是如果说在课堂里面最需要培养学生的是独立思维能力的话，我们更需要强调Education Morality——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并不是政治课说教，而是培养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
魏则西事件让我们揪心。从这样一个大学生的死亡引发的公众对在中国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商业的运作方式的质疑，这些方式原来是极其不道德的。在这一悲剧之后有人对比百度与谷歌。这两个企业之间的不同是否代表着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不同？如果是的话，中国的软势力、竞争力、影响力将永远不可能达到美国的水平，而且是a long way to go。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风口浪尖上的百度，作为一名企业家，或许你应该去想一想，是否可以宁愿损失profit和market share，而去履行一个企业应当肩负的责任。Education morality在我们商业教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如韩愈所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失道，中国发展堪忧，中国企业家堪忧。
这种情况不只在中国。2008年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多少人倾家当产，但只有一个高管被判入狱，其他始作俑者都安然无恙、自由自在。所以企业缺乏商业道德不是中国独有的，美国也一样。安然当年倒下的原因是什么？在安然工作的最优秀的员工都是美国顶尖的MBA毕业生，他们的目标就是number和profit，他们忘记了一个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所以安然是被这样一群美国最优秀的MBA学员推倒的。
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的话，教育不仅仅要大家有独立思维的能力，教育还必须让大家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如果缺乏了这个使命感，教育就失去了意义。
Market
教育今天面临着跟以往完全不同的竞争环境。我们必须面对这个market。在这样一个竞争环境里面，我们应该做什么？曾有一个中国教育产业资本相关的一个论坛。其中提及，“中国的教育产业迎来了资本市场的春天，教育投资的黄金时刻来到了，这是千亿级的一个教育市场。”听完这个我很揪心。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过去20年里面其实已经走过不少弯路，今天还有这样一群投资者，或者这样一群所谓的教育从业者，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教育。这使我更担心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教育从来不是为了profit。如果有人仍然想用这个教育来获取profit的话，他应该离开教育这个行业。
我想强调教育不是为了profit。面对市场竞争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教育的初衷。在清末民初有很多创办教育的实业家。我们来自江苏的朋友们都知道，南通有一位著名的实业家，曾经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现代纺织之父，张謇。他创办了多少学校？他创办学校不是为了投资回报，复旦大学、上海海事大学、扬州师范学院、东南大学等等，都是他独立或合作创办的。这是南边的大学。北边还有一家，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创始人是谁？张伯苓先生。张先生也一样，将所有的钱都投入去创办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清末民初的中国实业家是怎么看待教育的投资？而今天我们的实业家又是怎么看教育投资？这值得我们去思考。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The Billionaire Who Wasn't：How Chuck Feeney Made and Gave Away a Fortune Without Anyone Knowing”（繁体译本：《亿万富翁不再》），讲的是旧金山有一位叫Chuck Feeney的先生。他的资产达80亿美元，而他在2016年以前已经投入40亿给很多大学，不计任何回报，连名字都不留。2016年底他又把他剩下的所有财产捐献。他没有留钱给自己的孩子们，而且他和太太住在旧金山一所非常简陋的公寓里面。这样的一个人，捐了80多亿美元给教育。我认为他比比尔盖茨还伟大，像他这样的人很少。洛克菲勒曾经是美国出名的铁公鸡，然而他想要改变自己的形象，于是他做了几件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在每天上班路上要拿出一块钱给乞丐，因为曼哈顿那个时候很多乞丐。还有就是投资办教育。创办了斯坦福大学的利兰·斯坦福，他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在19世纪排华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然而我们不可否认他的贡献。
Mindset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虽然我们今天面临这么多的竞争，但是教育绝对不能为了profit。教育必须是为了培养人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改变mindset，不仅通过教育改变学员的mindset，我们做教育的人也要改变自己mindset。在座的朋友，你们来到香港大学的时候，要思考如何改变以前的学习方式。在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我们所倡导的是自我对学习的责任。
这个自我责任非常重要。很多人走进教室的时候，永远都认为学习是老师的责任。我学得不好是老师的责任，我听不懂是老师的责任，内容太浅是老师的责任，太深也是老师的责任——这不是我们学习的方针。在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我们鼓励与提倡的是互动学习。这样的一种学习方式需要大家的投入——不只是坐在这里听，而且要思考，要事先研究，只有改变mindset我们才能成长。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Dweck写了本书谈到growth mindset and fixed mindset。Fixed mindset批评了一种心态：变化永远是别人应该做的，我不想有任何变化。Growth mindset就是面临不同的环境会不断变化，不断进步，所以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先生说，“Education is a process to enhance your mind。”
我希望大家来到香港大学可以让你的生活、生命变得更加精彩。希望大家在香港大学有一个不寻常的学习旅程。
刘教授简介
刘宁荣 教授
Prof.LIU, N.R.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商学及中国发展)暨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总监
刘宁荣教授是教育家、营销传播专家、与媒体人。他专注战略发展、品牌管理、和营销传播。近年来他致力于高等教育，特别是教育市场化和国际化，以及教育营销和创新的研究，发表了有关教育、营销等方面的论文，并出版了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市场化和分权化的学术专著。他是英国“国际教育发展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和“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期刋”（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的评审人。他还经常就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影响中国发展的议题发表演讲。
他现担任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HKU SPACE）常务副院长（商学及中国发展），推动创立了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ICB）并出任创院总监，以及香港大学SPACE企业研究院并担任创院总监，以创新型专业商管学院为定位，培育专业高管人才。他提倡创新教学和主动学习，强调教与学的4P模式：专业（Professional）、前瞻（Prospective）、实用（Practical）、实效（Problem-solving），并在专业与高管教育中引进人本教育。
他在媒体和传播领域有广泛的经验，在2000年加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出任助理总监之前，他在美国任职营销和传媒顾问公司，在纽约与华盛顿两地从事企业形象与品牌咨询。他曾任职多家中英文媒体，并在华盛顿担任过白宫记者，两次全程报导美国总统大选，采访了克林顿、布什、戈尔巴乔夫等全球知名领袖，其多部深度报导的新闻作品和专著在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出版。
他曾是美国亚洲基金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德国柏林国际新闻研究院的访问学人。他曾于1996年在美国被评选为五百位最有影响力的亚裔美国人。他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硕士，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