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以来的校服在大多数人印象中以松松垮垮的版型和简单粗暴的设计出现，几代人在这种集体的审美压抑中成长，没能在青春时期体会合身衣装带给人的自信挺拔，及由此而来的被尊重的感受。更糟的是，2013年上海市学生服检测发现致癌成分、各地质监局抽检批学生服曝光高不合格率，把这种被戏称为“面口袋”的传统校服从“丑”推上了“丑恶”的刑架，从民众到政府，要求校服行业整顿的呼声和出台的相关规范政策也一阵紧过一阵。
中国作为世界服饰工厂，服饰行业虽然高度繁荣，但时尚的浪潮却是最后才光临了这个孩子们每天穿着的细分市场。自2014年起终于有商业化运作的品牌成熟起来，《彭博商业周刊》2014年第17期的封面特写就是一个来自国内的英伦风格校服品牌，编辑在封面《校服经济学》的大标题下留了一行小字：“一个有2亿多用户、产值上千亿元的市场，可中国的校服为什么就那么难看呢？”这是一个画给整个行业的难堪问号。目前在回应这个问号的，除了报道中提及的品牌伊顿纪德外，还有波司登、乔治白等一批传统服装巨头，随着更多实力玩家的加入，中国校服行业长久以来的小作坊利益圈层、半封闭的竞争状态终于被打破，更重要的是80后家长群体成主流，消费观念和购买力都有明显提升，这一切都支持着中国校服行业的品牌化进程快速上跑道。
2015年6月30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了国家标准GB/T 31888-2015《中小学生校服》（以下简称“31888标准”），并于同日实施，该标准立刻在行业引发了大震动，被业内人士玩笑称为“比欧洲标准还高的宇宙标准”。这也不完全是夸张，经过对比确实有几项超过了欧标，通过执行这样的标准确实可以把“毒校服”挡在门外，但对校服行业乃至整个童装界都是不易达到的。
对中国的校服企业来说，新国标让行业变革轰然而至，如此高的检测标准，本意是要在鱼龙混杂的校服行业和积病已久的地方保护主义中冲出一个缺口，淘汰一批无法达到要求的中低端企业，尽快促进中国校服产业的升级再造。但由于中国校服产业的布局极度分散、基础薄弱等问题无法一时肃清， “一刀切”的政策把所有的压力全部转移到企业身上，迫使他们在短时间内赶超国际标准。
刚处于品牌竞争初期的校服行业就这样被拉入了一场规则残酷的角逐中去，企业应对态度不可避免地呈现“两边倒”：一方面，中小厂商大多无望达到31888标准，只能寄望于监管不严和利益链保护，存侥幸心理采购低劣原料，以更低的价格牟取利润；另一方面，实力品牌为践行31888标准，埋头苦于供应链的转型提升，还要分心面对低价围攻的市场环境。校服新政实施一年多来，各地质监力度的冷热不均、不同地区家委会建设力度迥异、地方保护主义的顽疾都足够令任何一个正规的校服企业在布局市场时如履薄冰。
也由此，可以称这个时期为中国校服改革的“困难期”：一个GB/T 31888标准难以完全解决中国校服之殇，这是“国家之难”；很多人并不理解校服美的变革对于孩子们的意义，使中国校服改革进程放缓，这是“社会之难”；企业供应链的升级困难重重，面临政治、政策、利润等多重压力，这是“企业之难”。
那么成熟的校服市场是一番什么景象呢？
以日本为例，校服市场自战后自由化教育改革开始兴起，在接下来的经济腾飞期校服逐步接受西方风格，形成了非常有代表性的水手服，日本同时也是世界上拥有最好质量校服的国家之一。以私立小学的入学新生为例，每个孩子的置装费在3-10万日元，约合2000-6600元人民币；就算是在公立小学，这个数字也至少在1.5-2万日元，即1000-1333元左右每个孩子。这样的价格给了优质面料、精准版型和良好设计以足够的空间。
2014年度日本业界第一校服品牌Tombow销售额为17.2亿人民币，同年中国最大的校服品牌伊顿纪德销售额为3.2亿人民币，共计400万件货品发往全国1000多所学校。而整个日本2014年的换校服学校总数为150所，一国售出之校服加在一起不超过400万件。
出货量与单价的双料悬殊，就仿佛横亘在国内校服美与丑之间的鸿沟般，不可逾越。
近几年国内以英伦学院风为代表的制式校服兴起，已以约合每套150-300元的亲民价格和优质的设计拼出一条血路，获得了诸多家长和学生的青睐推崇，也成为了不少名校的气质首选，可仍阻止不了部分教育管理者“爱学习”和“爱美”誓不两立的教育观。在美丽校服的背后，他们给出的词不是赏心悦目，不是阳光灿烂，而是“心没用在学习上”“早恋”等听起来就吓死人的词，这让人不禁忧心由米歇尔夫人访华时那张新闻照引发的中国校服“丑到爆”热议，究竟何时才能终止？
所以，当我们几十年如一日讨论如何让中国校服变美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恐怕不是期待市场诞生多少优秀品牌商，而更应该是能与匠人标准对应的价格空间、坚持把决定权还给学生和家长的民主制度建设，以及更多对美的欣赏和宽容的眼光。